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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写生行万里——关山月四十年代写生历程

发表日期:2018-12-21 分享到:

志在写生行万里——关山月四十年代写生历程

 

卢婉仪(关山月艺术基金会秘书长)

一  引 言

 

关山月先生(1912-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美术家、教育家,岭南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以其半个多世纪的从艺生涯,始终不渝地在中国画的传统与创新、时代与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其艺术作品的重要特点就在于紧贴时代背景,取材、立意都不脱离现实生活和时代。他经历了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等不同时期,并在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具有代表意义的艺术作品。

20世纪初期,新的艺术论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提出了“新国画”运动。在对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中国各地的前辈艺术家都以各自独特的理解和真诚的实践创造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新形式。当时还年轻的关山月在这个时代首先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艺术的探讨,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立志于以写生“出新”,把中国绘画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他在40年代的写生历程尤其显得重要。本文试以关山月的西南西北写生活动为主题,探讨在20世纪新旧交替的文艺背景之下,促发和孕育关山月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条件以及这段艰辛的写生历程。

 

二  从来绘事重寻源  促我辞师入桂川

 

1935年,出生于破落书香门第的关山月得到艺术大师高剑父(1879-1951)先生的青睐,得以免费进入他在广州创办的春睡画院学画。高剑父身为美术教育界泰斗,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人格力量,其人生观和艺术观成为了关山月对艺术的宗旨、理想和追求的目标,为关山月的艺术之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形式样板。

早在民国初年,高氏就看到了当时中国画的因循守旧,立志于“艺术革命”,创立新国画。他主张写生,吸收外国笔意,其核心观点就是“折衷中西、融合古今”。即艺术家必须关注所处时代背景,不仅要准确及时地加以表现,而且须承担起教育民众,提高大众素质,促进社会进步的重任。这也是关氏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所遵循的艺术宗旨。

 

关山月早期就能全面领悟和把握高氏革新中国画的思想。1938年10月,由于广州沦陷,关山月与妻子失散,只身逃难到澳门继续随高氏学习。关山月选择了表现民族苦难的题材,用画笔宣传抗日,激励人民热爱国土,保卫祖国山河。1940年他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抗战画展”,展出的《从城市撤退》、《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中山难民》等抗战作品描绘了被敌机惨炸的破渔船、流离失散的人群、烈火硝烟,引起了人们强烈共鸣。尤其《从城市撤退》这一巨幅六联屏,以画家逃难过程的真实经历,向世界控诉日军的暴行、战争的残酷。可以看出,此时的关山月已经显现出艺术家关注社会现实的敏锐触角。

 

澳门抗战画展的成功激发了关山月“到抗日前线去作战地写生,用自己实际行动参加抗战”的宏愿。因此,作战地写生、寻找失散妻子的想法终于使得关山月告辞澳门的高剑父。当他怀着一腔热血出发到了韶关,重逢失散的妻子李小平,却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便改而决心北上“行万里路”,将自己的抗战画带到大后方去展出。此时期复杂的心路历程,关山月在文章《我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谈话》(1980年)中回忆道:“当时我在韶关一贫如洗,吃饭都成问题,碰到画家黎冰鸿,一见如故,我向他谈起了我有志于到前线参加抗战,作战地写生的想法。黎冰鸿告诉我,国民党不需要什么战地写生,想爱国想抗战国民党不让。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实践古人提出的行万里路的宏愿。”

“行万里路”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画家恪守的学习之道。明代画家董其昌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来,皆为山水传神。” 关山月立志行万里路也即是立足于“写生”,其实就是到生活中去,直接面对大自然。1940年至1947年之间,他辗转韶关、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青海,走遍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并远涉南洋。这是关山月第一次远离老师的直接教导,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写生、创作阶段。这个阶段的作品以描绘旅途风景、风土人情为主,同时收集了大量素材。从1940年的桂林写生,1943年的西北写生,到1947年的南洋写生,近乎于苦行的流浪式写生生活为关山月的艺术道路增添了戏剧般的传奇色彩,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不同一般的关山月。

 

三   茅庐初出迷阳朔 巴蜀西行醉岷津

 

随着中国东部地区相继为日军占领和封锁,众多的美术团体、院校和艺术家开始向西南撤退,迁徙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使大后方成为了战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区域。此时的西南文化城市聚集了一批文艺界着名人士,凝聚了颇为鼎盛的抗战阵容。他们通过讲学、办报纸、举行展览等不同方式来宣传抗日。这些文化名城艺术气氛融洽,高水平的画展很多,关山月得以增广见闻,并结识了一批名流人士及青年艺术家,如郭沫若、老舍、冯玉祥、张大千、徐悲鸿、黄新波、夏衍、赵望云、吴作人、陶行知、庞薰琴、李国平、吴其昌等。

 

1940年,关山月夫妻两人到达万里征途的第一站——桂林。自从到了桂林,关山月就被“甲天下”的美丽山水深深吸引。他早出晚归,游漓江、逛七星公园,足迹踏遍了桂林山水,并创作出一批新作,如《漓江百里图》、《月牙山的全景》、《訾洲晚霞》、《衡阳炸後》、《桃花江》等。其中,宽32.8厘米、长2850厘米的长卷《漓江百里图》历时2个多月,在大量的的写生基础上创作而成,描绘了漓江桥到阳朔一带的自然景色。关山月勤于对每一处新环境进行深入了解,细心体会,抓紧写生,收集新的素材。正是“少长群贤足我法,天渊万类皆吾师”,他这种“师法自然”的艺术思想和实践使他的写生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评论家鲁琳在《救亡日报》发表文章写道:“《漓江百里图》是他最近的精心作品……在两个月的短期间完成这个巨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优秀而热情的技能。”

 

之后,夫妻两人一起在贵州花溪描绘苗家风情,并到云南昆明体验西南少数民族生活。随后,关山月又从昆明到泸州,顺岷江而下,进入重庆。沿途描绘了岷江特有的木舟烟树,芦叶水车,后来创作了《岷江之秋》。重庆山城的自然环境具有“三多”之称:雾气多、坡多、石级多。一些篇幅为35X46厘米左右的西南写生作品也反映出这些特征,例如《嘉陵江码头》、《雾重庆》、《嘉陵江之晨》、《峨眉烟雪》。

 

1997年,关山月美术馆在深圳落成之际,关山月先生将毕生的代表作品813幅捐献给深圳市政府永久收藏,其中就包括这一时期在贵州苗族地区的写生16幅、四川写生30余幅、1944年西南写生50余幅。这些小篇幅的写生画稿,细致地描绘对象,直接地反映了大自然给画家的真实感受。

 

四  敦煌探古丹青窟 北塞寻师造化根

 

1941年,到达重庆的关山月忙于开办“抗战画展”,认识了西北画家赵望云(1906-1977)来参观画展,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从而建立了笃厚的友谊。他们的相遇,对关山月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赵望云在生活上给予他及时的援助,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有关西北的新信息。

 

画展结束之后,在赵望云的安排下,关氏夫妇搬到了成都,一同入住到督院街法比瑞同学会宿舍。他们常常一起议论时局,切磋画艺。关山月常跟赵望云谈起西北之游,梦想有朝一日到敦煌石窟一睹古代艺术宝藏。1943年,赵望云邀请关山月同往西北之行,他立即欣然答应了。关山月在自己的一篇文章《同行如手足 艺苑赞知音——观“赵望云画展”感怀》(1981年)中回忆道:“当时我们很穷。赵望云说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议我们到西北去旅行写生,这样,在1943年春,我、我的爱人、张振铎和赵望云四人一起到西北。”1942年夏,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通过陈树人欲聘关山月为艺专教授。在如此稳定的生活收入、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探究敦煌艺术宝库之间,他毅然推却了陈树人的邀请,选择了与赵望云相约的敦煌之行。

他们一行4人先到西安、兰州举行画展,攀登西岳华山,然后到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登祁连山。关山月长期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岭南,清秀灵巧的山光水色见了不少。进入河西走廊之后,山高岭峻,平沙万里,皑皑白雪,处处令他感到新鲜。“最吸引他的是抬头就可望见的祁连山雪景,白皑皑的山巅在朝阳、烈日、夕阳的照耀下,其反射的光、影、色都是不同的;至于阴雨天彤云四合或烟雾迷茫,其形态更加异殊。”关山月在一个多月之内画了大量反映西北风景以及少数民族生活的毛笔速写,《祁连山麓》、《祁连牧居》、《黄河水车》、《小桥流水》这些代表作品就是由当时的毛笔速写创作而来的。画面元素极富典型意义:荒原、骆驼、帐篷、毛驴、雪峰、冷衫……无论写生或创作,关氏能准确捕捉季节或气候变异的自然感受,从而表现自然之美。画面绘尽边关之景,景中含情,画境开阔,格调悲壮,切合了当时抗战的气氛。

关山月的西北写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临摹莫高窟的古代壁画。这首先和当时的艺术风气有关,当时许多有志皈依艺术的人都对敦煌这个闻名世界的艺术宝藏顶礼膜拜,不少艺术家敢于翻雪山、越戈壁,不远千里,不避艰险地去敦煌城探宝,例如张大千、吴作人、韩乐然等。关山月一行4人在敦煌历时一个多月,临摹了近百幅壁画,这才收拾行装,离开敦煌。出了兰州,张振铎转回重庆,赵望云去了西安,关山月想趁机多走一些地方,夫妻两人就留在兰州。后来又到青海塔尔寺写生,创作了《青海塔尔寺庙会》等作品。他们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

 

归来之后,关山月将大量的西北写生和敦煌临画整理完毕,于1944年在重庆举行“西北纪游画展”,共展出作品100余幅。除了上文所列作品之外,还展出了关山月根据速写和心得体会而创作的《塞外驼铃》、《鞭马图》、《蒙民游牧图》、《祁连放牧》等作品。这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第二次产生巨大影响的画展,作品笔力雄厚而不失秀逸,气象壮阔又意境苍凉,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观后赞其:“风格大变,造诣愈高。” 郭沫若为《塞外驼铃》、《蒙民牧居》题诗六首,并其作品道:“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於此喜见之”。于右任先生还为其《鞭马图》题字“冰雪生活,英雄气度,勒马沙场,祖国永使”。这些重要人物对关氏艺术的认可,直接地成为在建国后关山月承担许多国家重大绘画任务的铺垫,也成为确立关山月艺术地位的基石。

1946年初秋,关山月携妻子李小平回到阔别10年的广州。1947年他又开始了长途旅行写生,这一次目的地是南洋。他将此次西北之行的作品带到曼谷、槟城、吉隆坡、新加班等地展出,并对南洋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大量写生。泰国舞蹈、椰林海岸、水上集市,这些热带风光、异国风情刺激着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他画下来的素材填满了一本又一本速写册。《椰林集市》、《暹罗古城佛迹》、《印度姑娘》就是这个时期的创作。

1948年1月,受高剑父之托,关山月从南洋回到广州担任市立艺专中国画科主任。建国之后,关山月在担任美术院校领导职务的同时还承担教学的工作,迎接他的是更多的机遇和广阔的创作平台。

 

五  结 语

关山月从澳门开始行万里路,从贵阳走到重庆和成都,再到西北,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席位,开始流浪式的写生生活,将最初的战地写生的想法转移到实践行万里路的宏愿之中。以今天来看,他的选择对于生活来说是艰苦的,对于他的艺术之路,这个磨炼却是至关重要的。关氏艺术在此时形成的雄健刚阳的艺术取向,不得不归功于北国雄强辽阔的地貌的孕育。而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也对关氏以后的画风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1947年他到南洋写生,就是尝试以敦煌壁画的造型方法来写那里的人物风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此外,西北之行还启发了关氏如何解决“画什么”和“怎么画”的历史问题。他在自己的第二部写生集《南洋旅行写生选》(1948年)“自序”中明确地提到:“动和画是一体的”,“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有画”。这是他通过40年代的写生历程产生的新的认识和思想。这些艺术思想是关山月对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关山月在艺术史上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抗战的背景下,旧社会的画家所走的写生路子,不同于现今美术院校组织的“下乡”写生,也有别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政府出资让画家们游览名山大川。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国难当头,家园破碎,逃难生活逼迫他们从这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追求民族解放的民族忧患感,反而使他们这一代显现出艺术家执着的艺术精神。他们都在背起画夹苦行的道路上下求索,在取材方面逐渐向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靠拢,由景到情,把生活生出的真情实感直接反映到画面上。可见“中得心源”的惨淡经营才能产生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产品。

 

也许“行万里路”并非获得成功的必然途径,但是从这条路上坚实地走过来的人总会有许多成绩表现出来。从关山月、赵望云、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常书鸿、韩乐然、黄胄到后来的李焕民、朱乃正、吴冠中、徐唯辛、陈丹青……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通过西南西北写生获得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创新,为美术史上添上不可掩盖的一笔。他们的艺术经历不仅说明了这条写生之路对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探索方向。可以说,在架上绘画平面化、图像化的当下,这条坚实的写生之路更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只是要看你能够坚持多远,坚持多久。

 

                                                                                                                                                                                         2008年仲夏于笔架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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